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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81节(3 / 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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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大明的愈发撕裂,因此必须有新的道德理论对此进行弥合,王阳明选择的道路,就是“致良知。”

致良知,就是把普遍真理与吾心融合在一起,用内在的自觉,替代外在“天理”的强制转化,从人的内心进行规范。

这种思路的根源逻辑就是“良知”作为外在天理与吾心相融合的良知,既内在于主体之中,又构成了普遍的规范。因此只要把良知作为行为规范的准则,世人的一切言行也就会按规范进行,自然就可以符合大部分传统道德伦理的要求,又能避免程朱理学那种极端死板保守的思想荼毒。

那么,这里可能很多人会疑惑两个问题。

“致良知”这三个字,为什么被称作明代中叶社会风气的救时良方?

说到底,“致良知”还是要求道德反省,那与理学的“仁义礼智信”等道德准则有什么区别呢?

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,别看字少,但是真管用,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过去保守腐朽的道德观念,已经切实成为了社会继续进步的阻碍,整个社会急需新的道德观上的指导思想出现,来为社会进行减负,解除思想道德上的沉重枷锁。

第二个问题,则是有两方面的区别,其一是在逻辑关系上,理学的道德准则,是天理施加给人性的,具有高高在上的性质,而“致良知”则是人对内心的自我反省,是不被外力施加的,相当于你自己心甘情愿想去做而不是被人摁着头去做;其二是在实践关系上,“致良知”本身就是方法论,与“知行合一”结合在一起,主张求真务实,主张实践出真知,是有一整套配套方法的,而且在践行过程中简单易行,比过去理学玄妙的心证修养方法要易于推广实践的多。

任何学说或方法都是如此,越容易让人理解,越有标准步骤,就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。

所以心学在明代中叶一经推出,马上就成为了显学,嘉隆万时期相当数量的内阁成员,都是心学的信仰者。

而对面的杨士奇则是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安。

这种不安,倒不是杨士奇提前意识到了什么,实际上,对于这种在此方世界从未问世的新理论,根本不可能有人认识到,而是杨士奇看着眼前沉静自若的姜星火,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压力。

姜星火太自信了。

这种稳操胜券的感觉,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印象,尤其是他看着姜星火的眼睛时,甚至感觉能读懂对方的想法——

‘呵,你输定了!’

这种超凡的自信和笃定让他很难适应,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局势会演变这样,明明在太学之会开始前,他还是自问有五六成胜算的,而且,他苦心准备了许久,自问该准备的地方,都准备到位了,如果说细胞物质说,是确实出乎他预料,而且根本无法反驳的实证打击,杨士奇他认了,那么在心性论方面,杨士奇现在却是想破头,也想不明白姜星火到底该怎么完成最后一击。

而且,杨士奇在过去,虽然也遇到过很多成名多年的大儒,但是说实话,并没有谁能像姜星火这样轻松写意,镇定从容。

就仿佛破解这种困扰了学术界多年的难题,是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一样。

要知道,从南宋开始,实学、心学和理学,对于心性论的争辩,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了。

而姜星火,也很快开始了他的回合。

“宋儒言道德,则必以‘仁义礼智信’为天理于人心之阐发,然人不过物质细胞,天地之性说,荒谬矣。”

“可依我看来,道德却未尝不存于人心,道德,即良知也。”

“性无不善,情亦皆真;赤子入井,皆有恻隐;乍见之时,验此不忍;率之谓道,人人共由所谓良知,大抵如此,乃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本能,是与生俱来的,不能而学,不虑而知,无论贫贱富贵、男女老幼,人人皆是如此。”

姜星火的观点,对于理学家里极端保守的那一拨来说,当然是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异端学说。

但只要没那么偏激,其实这种观点不难得到认同,而且高度符合姜星火的物质一元论。

人是由物质构成的,世界上没有什么基于天理而汇通人性的、超验的、预设的道德准则(仁义礼智信及三纲五常等等),但人是有自发的道德心的,也就是良知。

因此,在姜星火的学说里,良知就是社会的道德准则,或者说良知就是以前的“天理”,是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需要去遵守的道德规范。

所谓“知善知恶是良知”便是这个含义,良知在道德心上,起两个方面的作用,一是能判断他人的言行善恶,做出客观的道德评价,促使社会风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;二是良知能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自我认识和正确评价,并且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是所有人都有的,无论是圣人还是愚者,因此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善恶,自己都能做出正确判断。

基于这一点,既然良知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,那么也就具有了促使人们从善去恶、改恶从善的能力。

姜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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